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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泉的博客

 
 
 

日志

 
 

长路奉献给远方  

2010-11-15 09:5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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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2月某个寒风凄厉的夜晚,京北著名的秦城看守所326监号里,三个青年学子正例行专注地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新闻联播”节目(每天接受外界信息除此便是传阅的《人民日报》,周六晚还可听新闻联播后笑非、王磊主持的“今晚八点半”点歌节目),一条简短的消息在三人间“轰动”:上海建立了证券交易所。

怎么可能?那可是最最资本主义的东西呀,并且不久前《人民日报》还发表过《发展经济要不要问一问姓“资”姓“社”》的重磅文章,并且共和国才刚经历过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三个因那场“风波”而“驻学”在此的热血青年热烈地争论起来……

四个多月后,三人中叫方泉的家伙意外“免于起诉”被释放;又五个月后,经过辗转流浪的方泉更“意外”地穿着90元定做的准备结婚用的西服到崇文门饭店西小楼一个叫“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的单位应试,而他高考数学才得48分,除了还有把子贩烟扛箱的力气,唯一得到证明的技能是写过些酸诗和失恋小说。

联办主管人事的二当家章知方接着电话示意我坐下来,他冲电话随便说到的“市盈率”、“复利”,“回转交易”等词让我发懵,让我进门前鼓足的自信心荡然无存。好在是刚刚经历了近一年的秦城“教育”和半年多丧家犬般四处找食谋生的“练砺”,好在不断地体味世态炎凉和求助无门,在我已是惯以为常——最伤自尊的是夏天在西单帮朋友打理服装店空当出来买一张大饼一瓶啤酒坐马路牙子上吞吃时,被大学里一崇拜我的女生遇见,人家打招呼我吞咽一半的大饼塞在嘴里“喔喔”说不出话……哦操!啥民主专制啊,一份能换来夹上香肠的大饼的活计就足以击溃全部倔强。

“教过大学语文,写过小说诗歌,去综合计划部作文字秘书吧,但要很快熟悉证券。”这么两句话,待他点着香烟,我领了两盘录音带去隔壁房间整理录音。

记得是联办与财政部官员商讨国债承购包销试点的谈话,你一言我一语,听得实在不得要领。尤其是高坚司长的语音低且细,反复重听,仍如坠雾中。又不敢去问章知方——后来知道他是很平易很善解人意的,20085月我决定离职联办前他曾找我,很实事求是地分析联办在当下中国金融界的“风光不再”,邀我加盟他主管的和讯网。但1991年的那个上午,他简捷的言语和纵横脸颊的凸凹让人感觉到冷峻威严和鲜明的距离。

下班前交上录音稿,知方看过又只说两句话:“基本不能用!慢慢来吧。”

以一个废物的姿态离开联办后,我的牙关咬得很紧。当晚即直截来到刘纪鹏家找相关专业书,刘纪鹏送我他编辑的《股份制知识小词典》——在四十来平米四人挤住的家里,我咬着牙读到几乎破晓。

并且这牙关一咬就是许多年。许多年后的今天,拍着早已凸起的肚皮,看着显示屏上每天都有多少万市值盈亏的自选股,接着各路朋友纷至沓来的“讨教”股市趋势的电话,谈笑风生又不乏武断地指挥着部下干这干那,设计着周末或大假的登山计划……生活益发游刃有余,日子益发自由自在,那紧咬的牙关早已不知不觉地松弛,那份倔强,那种卧薪尝胆的冲动如此陌生!

1992219日,经过近半年的筹备,《证券市场周刊》(当时叫《证券投资周刊》)第一期试刊2000册印制完成。正当大家兴奋地捧着散发油墨清香的周刊分装信封准备寄给潜在订户时,兼做总编的大当家王波明虎着脸出现,宣布:“都放下!开会!”

行情表里将某只股票的每股税后利润搞错,老波明竟决定2000册全部销毁。并且扣罚主要责任人一个月或半个月的工资。小题大作,不就是错个数吗?十几人熬了两天一宿搞出来的成果,没功劳也有苦劳呀。大家心里不服,但波明的话却留在记忆里:“错的是一个数吗?不是!是多少股民钱袋子的损失,是对股民的误导。证券传媒非同一般,每一个数字必须准确,每一个员工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面对读者。”

越往后越觉出这话的份量,无论编杂志还是外出演讲,乃至自己炒股决策都越来越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敬畏和忐忑。

又一周后第一期试刊号面市,波明把我叫去:“背1000本周刊飞上海,卖出去了就买机票回来,卖不出去就就地解散。”这老板就是这么“残酷”,但那时年轻倔强的我还就吃这套,你“残酷”我就亢奋,我就焕发拼劲。我至今记得那个阴雨连绵的上海的春天,我几乎跑遍了万国、申银、海通三大证券公司的所有营业部,在吴侬软语和机敏过人的上海人中间闯出迈向证券市场的新的生路。一个走投无路的“失足青年”,一个酸弱又自尊的三流诗人的没有回旋余地的长路。以致许多年间偶或听到赵传的《小小鸟》,听到那句“生命的尊严与生活的压力哪一个更重要”这句不甚合语法的歌词时,总会怦然心动。

19927月,打点行囊,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伴我沉浮伴我流浪伴我饱尝人情冷暖的妻子只嘱咐我:“少喝酒,别赚违法的钱。”我再赴上海滩,只身开始了近两年的外派记者生涯。

进驻上海大厦是周刊形象使然,每晚钻进弄堂裹在民工堆里吃一块九一碗的大排面,或是成箱地扛回“康师傅”方便面才是简朴生活的真相和常态。这些年去上海都驻四星级以上的酒店,即使有免费早餐我也得空就去钻弄堂找大排面。最近驻浦东假日酒店早起跑出几里路也没找到那种一面无墙的排档铺,只好在一连锁快餐店吃一碗十二块的大排面,还是那种涕溜吞吃的饿鬼相,还是那种可口超过龙虾的感觉。对面老相识说:“哪天你有多少亿,骨子里还是个北京糙爷儿们,瞧瞧——又挽起裤腿了,这可是杰尼亚呀。”

由于吃不惯上海的水,我很快就肠炎不断,这当然不算什么,比起在号子里寂寞地细算归期,狼吞虎咽地一顿吃七个窝头好过多了。最使我困惑的是打不开工作局面,尤其是打入旁若无人一概只讲上海话的上海人圈子难上加难。于是我选择了最难实现也最可能一鸣惊人的突破口——采访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那时的上海证券界,尉文渊是第一举足轻重的人物,曾经在股市大跌时他在场内嘟囔一句:“没什么嘛!”。上海股指竟变盘反涨10%。因为举足轻重,他绝少接受媒体采访。六次约见他,均被拒绝。于是某个让人慵懒的黄昏,瞅准尉总的车还停在交易所门口,我跟中信上证的王艺借来红马甲冒充交易员进了大门。推开尉总办公室的门,见他正与人谈话,便说:“我是方泉,我会在门外死等。”尉总没让我等很久,他神情疲惫地挥手示意我坐下,说:“你也看到我这么忙,你也知道这行的规矩,我是不能随便讲话的。”几句这些日子很少听到的不带上海腔的普通话,首先让我产生亲近感。我抱定不谈“风云”只谈“风月”的原则,首先问起他初中毕业便去当兵的经历。谈到他返城后第一个作电影院引导员的工作,谈到他大学毕业论文写证券市场,谈他妻子执意要他返沪工作和淘气的儿子……谈的是“风月”,可尉总不由自主地谈到创办交易所的艰辛和巧缘,谈到“风云”变幻的市场。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下来,我反倒不好意思占用尉总的时间了。便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作为总经理,这几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总感到一股不可抗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无边的市场。”说完这句话,他转目窗外。飘雨的黄浦江畔的夜空漆黑一片。沉默中我体味着他所说的“不可抗力”,益发觉出这也是一条铮铮硬骨的汉子!离开尉总房间时,我注意到他办公桌下有一枚硕大的海龟标本……由此开始了与尉文渊并不频繁却非常坦诚有效地交往。

也是因为他所言的那股“不可抗力”,1995年上海发生了“327国债风波”,尉总也因此卸任。他赋闲在家时我去拜望。听他讲“327国债风波”的幕后,讲“辽国发”的三驾马车,讲管金生,讲证监会与上海市政府的博弈……在尉文渊被免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会上,现在早不知去向的武汉证券总经理李永宽感叹:“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李永宽的话说在1995年,现在是2010年,资本江山显然已更加“多娇”壮丽,而那些一代代证券猛人呢?有几个善终者?记者职业有个特点,永远不在第一线,却总远能够在各个时期的第一线人物间上蹿下跳,见证历史,记录历史,亦可能相对理性地旁观历史。方泉作证券记者十几年,以旁观视角回想来路,这真是一条站在任何端口都预知不了前途崎岖或瑰丽的拓荒之路,一条靠“不可抗力”拓展出的越来越开阔的长路。路还远,我们再次出发。

溺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一个文弱书生,一个浪迹街头的“失足青年”,因为撞进证券市场,便走上了一条悲欢交集的无悔长路。长路通向远方。我不知道前途还会有多少次自尊与压力间的寂寞挣扎,我只知道这条路上的苦涩、焦虑、欣悦和沧桑远不是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所能倾诉出来的。

(补记:这篇资本市场20年的感言,部分内容收录在2001年版笔者杂文随笔集《股市心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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