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内朋友都知道，魏东自弃后王益“出事”是顺理成章的事。商人无利不起早，涌金系捧王益的音乐剧，魏东与王益交往从密早是圈内公开的秘密。有句烂俗的俗语可以无限套用：“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女人”，——A是“每一个大贪官背后都有一个婚外女人，”B是“每一个大贪官背后都有若干民企老板，”C是“每一个大民企老板背后都有若干贪官”……这便是我们上文讨论过的胡雪岩式的借势模式，似乎也是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宿命。

   听闻王益被“双规”一位曾在他手下工作的前证监会高官讲：“王益是聪明人，他不可能违法拿钱的”。这所谓，“聪明”实际是权钱交易的手段更“高明”、更“隐蔽”。比如说对与王益有染的名媛，他当然不用支付巨额回报，但偏偏又有民企老板为此名媛置办高档公寓。再比如帮助运作证券公司上市，让自己的亲友低价买入即流通又暂未流通的股票——这还是不够“高明”，高明的手段是让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随便什么人代持即可；更不高明的便是让自己的亲友在自己有影响力的领域内以财务倾向、财经公关的貌似合法的形式收取中介费。这提起话长了，仅就证监系统而言，这十几年来有多少局级和局级以上的领导的亲属是做这行当呢？有人查吗？其实也是“秃头上的虱子”并不难查；证监系统这样，其他的领域呢？我们常听说的某某地方大员的亲属弄了一个什么矿什么地，又听说某大佬的公子拿下了比如通讯、金融行当中一块肥得流油的业务，而且又以股份制形式引进海外资本，再上市……相比之下王益便是小巫且也不够“聪明”了。

   有学法律的朋友讲，从媒体披露的王益涉嫌违法的事情看，还真难给他定罪。说他弟弟在他批给河南的巨额贷款之后拿了“财务顾问费”，虽有河南方面的不同说法，但这还是能套上“以权谋私”的；但你说民企老板为她的女友买房子是“性贿赂”显然牵强，而有人愿意为他的音乐剧出资推广还可以说是支持艺术事业呢。当然如果王益为这样的支持者的公司批过贷款，也算多少涉嫌“以权谋私”；最后，王益的亲属买过流通又暂未流通的股票，而王益早就不是什么证监官员了，你说人家这是“以权谋私”是怎么也讲不通的，因为他的“权”已不在这行业，至于以他在这行业的“影响力”通过他们还在这行业有权的老部下获取这样的利益，充其量也就算“不当所得”而已——从这个层面上讲，王益不过是站在魏东旁边，站在魏东甚至王益背后的又是何方神圣呢?

   “牛市堵窟窿，熊市抓坏人”。牛市一来多少濒于倒闭的券商堵上了窟窿，起死回生，并且这轮牛市窟窿再大也不可怕，只要一上市，不但堵了窟窿，新老股东还赚到暴利。那些不幸被关被并的券商诸如南方、汉唐，其老股东都后悔没熬到时来运转。而熊市形成在新的窟窿败露前后，便有一个个“坏人”被抓出来。管金生是1995年熊市被抓的，张国庆是1998年熊市被抓的，2004年至2005年的熊市呢，阚冶东、刘波、徐卫国……这些都是国有控股证券公司的老总，他们都在一定程度地成为熊市的祭品，他们各自的是非曲直永远是这市场的疤痕。但这回的“坏人”是王益，是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前几番证券公司老总们成为熊市里的“坏人”都与公司巨亏有关，而堂堂国家副部级官员跌落在急剧下跌的熊市中又意味着什么呢？

    周一在全球股市掀起又一轮暴跌的背景下沪指还上涨0.76%，应该说是早已处在“价值投资区域下轨”的中国股市基本上摆脱外围环境影响的好势头；同时在上周末多名经济学家在不同的场合呼吁政府适时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把事实上单一治理通胀的政策导向转到治理通胀与保持经济稳步发展并举的导向上来，——联想到温家宝等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下去调研经济形势，联想到这周末中央要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让人觉得紧得让人喘不过气的“从紧货币政策”很有可能松动。

    “从紧的货币政策”严厉实施半年多，企业的微观环境严峻，民间资金拆借利率达20%，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型企业关停并转；特别是资金缺口大的房地产企业，用冯仑的话讲像“朱坚强”一样已大幅瘦身，濒于喘不上气了。这样，经济增长的速度自会慢下来。许多上市公司也在从紧的资金环境里艰难度日。另一方面“从紧的货币政策”也使股市的可入市资金骤减。这当然是根本上利空股市的。

    当然，改变单一“从紧的货币政策”应从保持经济稳步发展的现实出发，不应以提振股市为目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现实情形是否者的到了需要调整货币政策的时候了？

    周二，三大证券报同时发表重头评论文章，强调必须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与前几日经济学家的呼吁截然相反；前者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方观点，后者仅代表经济学家们的“个人看法”。于是在全球股市暂时止跌的背景下，沪市再次暴跌3.43%！领跌的是房地产股和金融股——从紧的货币政策“紧箍”的主要是房地产企业，而房地产企业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本身又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银行为主的金融企业更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房地产股和金融股又占股指权重极大，指数岂有不跌之理？而指数大跌又再次重挫投资人的信心！

   周末中央要专门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了，联想到6月13日中央与国务院专门召开省部级干部工作会，关于治通胀与保增速的矛盾，关于从紧还是不从紧，一定会有正式的说法确定下来。股市的方向性选择还得看政策面！

    但我却保有足够的乐观，“从紧”的政策已经反应到股市上来了，甚至股市的腰斩可以说已经消化了“从紧”的预期，即已经“紧”到2500多点、不足20倍的静态市盈率这样的惨状了，还能“紧”到哪儿去？“从紧”的政策不改变，股市只好这样继续苦熬；而“从紧”政策一旦做出些微调整，股市一定会显出积极的气象！

   事隔3年，油价冲至每桶150美元，李柏的“预言”似乎正在验证——我们姑且不讨论油价是否能上200美元，和200美元“常态”油价时的美国经济是否崩溃？让人颇有启发的，是“李柏假说”成立的条件下，他设定的我们或“极度富有”或“可悲贫穷”的两种可能：眼光独到且与众不同者能在经济崩溃中“极度富有”，而裹挟进“群体性盲从”的多数人会变得“可悲贫穷”。

   李柏是搞新闻的财经作家，他自然有新闻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特征，也自然会以极端乃至偏激的方式吸引眼球，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谓眼光独到者得以“极度富有”的投资方式。他给出的几种最佳投资按次序：第一是黄金和黄金股，第二是石油和石油股，第三是房地产，第四是中国和印度；以及对替代性能源的投资。

   就全球范围内资产配置的角度而言，第一、第二种选择以及选择替代性能源不难理解。但金价也狂涨至每盎司900美元，谁还敢不顾一切的追？而替代型能源多停留在“概念”阶段，形成令人放心的持续价值，还要假以时日；唯一看得清的便是石油和石油股，只是在中国，由于价格机制扭曲，石油股的不确定性谁也没法把握。

   至于说投资房地产业，李柏的理由是高油价必然导致高通胀，而高通胀能进一步推动住宅以及其他房地产价格的升高——这点我搞不懂，我想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变量因素很多，通胀只是其一；在油价已达每桶150美元时美国的房价已下跌了30%，甚至果真经济崩溃了，覆巢之下的房地产就能“完卵”吗？

   让我振奋的是他强调要投资中国和印度，他不认为美国经济崩溃会引起中国和印度的崩溃，相反，可能是中国和印度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机遇。因为即使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相对降低，但中国和印度在未来20年中依然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这让我想起在北大上课时林毅夫老师的观点：人口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占世界人口35%的中国和印度，都已步入全球化的潮流，20多亿人追求财富的欲望将推动自身经济势不可挡地持续高增长。

   诚如此，美国的“经济崩溃”将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机遇。那么中国股市呢？

   对于贵州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省委书记的定性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起因简单”却酿成如此“群体性事”，恐怕不仅仅是有人“煽动”、有黑恶势力“直接插手”的单一因素能促成的；还有省委书记坦诚的“深层次原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其实，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揪出一小撮“别有用心人员”易如反掌，消灭直接插手的“黑恶势力”也不费吹灰之力。关键是正视和解决“深层次的原因”难以一蹴而就！

   对照我们这个崩盘了的股市，上周谣言四起，说王益交待出多少高官，说几个金融界主管领导或其亲属已被“双规”，......居然有那么多人传诵，谣言蛊众，加剧崩盘。这恐怕也不仅是少数“别有用心者”的功力。至少反映出广大投资者情绪极其脆弱极易被煽动，其中也自然会有“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的因素。反省我们的监管工作，“防止股市大起大落”的政策目标完全没有实现，“大起”没防成，“大落”更不见“防”的有效措施。股市崩溃了，除了我们能找出的境内外经济和市场本身的客观原因之外，有没有监管方面的处置不当呢？比如年初平安要巨额圈钱，比如新近又批准光大证券IPO……有没有“多种纠纷相互交织”的问题呢？是否也有对其中“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的不满呢？

   无论如何，“大落”我们没有防止住，崩盘已然发生。现在必须要以更周密的手段“防止”崩盘可能引致的“群体性事件”了。

   7月1日大盘暴跌再创2663点新低。我的老部下，和讯网新闻副总监李明瑜采访我要我谈谈看法。我正陷在新单位“人事地震”的矛盾中，也很长时间没功夫写专栏、博客谈对股市的看法了。其实4月中旬大盘跌破3500点之后，我就不断加仓，跌破3000点后便满仓了。因为尽管上证指数已失真缺乏指标作用，但非要以它作指标不可，我认为3500点以下的股市便进入了投资区域，不管啥大小非减持、货币政策、境外股市影响，只要中国经济还能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对应的25倍市盈率的股市一定是有投资价值的。反过来讲，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出了乱子，股市崩溃得难以起死回生，那咱个人那点儿钱无论放在哪儿都是要贬损的。

   但大盘跌到这步田地也真是我没想到的。我以为3000点以下的超跌是信心崩溃所致，信心崩溃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人恐慌心理病毒般愈演愈烈地弥漫所致！

   台湾股市暴跌，马英九主持讨论是否“政府”要出手救市，他说“是否救市需讨论，但关注股市暴跌中投资人的情绪则是必须的”。

   台湾股市是完全市场化的，我们这个股市却是政府主导的。政府在其中获取最大利益也具有主导权力，政府相应的责任也是摆脱不掉的。而六月以来股市重破3000点，且雪崩式下跌，我们并没看到政策面的有效作为。似乎地震肆虐，股市也理所当然地要“共赴国难”了。要知道股市十几万亿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地震的综合损失的。这方面便是政府对虚拟经济重要性认识程度的问题。

   无人负责的股市陷入崩溃在所难免。

   其实回顾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任何一次突破性变革都是危机变革。似乎都应验那句歌词“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这方面深层次的问题，便是我们金融监管体制，乃至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否适应日渐市场化的资本市场乃至中国经济？记得是在去年“5.30”大跌时有传闻说最高领导人说了这样的话：“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水平”。无论传闻能否得以验证，“防止股市大起大落”的政策目标没有实现，我们“驾驭市场经济的水平”差强人意！

魏东的救赎

  方泉

其实，刹那间痛不欲生的经历，许多人都有过。比如大醉后几乎胆汁都吐出来时的煎熬，再比如在海拔4500米高山上因严寒和高山反应整宿整宿难以入睡时的躁郁。——我以为深度抑郁症最终的自我解脱一定是欣悦的。但生不如死的决定毕竟是极难做出的，因而也是极其罕见的。

魏东的所谓因抑郁症自弃是一个理由，却绝不是全部的理由。在他弃世前三周他还跟上海的一些朋友讨论大小非解禁的实际影响。从网上公布的他的遗书来看，他也强调了“新的外部压力”。关键是这个“新的外部压力”！

在有关部门没有公布有关魏东和涌金集团的结论之前，笔者多方了解的一些“内情”也无法见诸文字。但他选择下午晚些时候从十几层楼纵身一跃，却是异乎寻常的。有心理专家讲过，深陷抑郁症不能自拔者多是选择夜深人静时自弃。而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弃，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显然是“新的外部压力”逼到门口……

我想说魏东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吕梁失踪了，德隆轰塌了，葛政入狱了，孙田志被判刑了，徐卫国精神失常了……这些风云人物的悲剧也当然都不仅是个人悲剧……

上文我讨论的“第一桶金”问题，虽未明言魏东“第一桶金”的曲直，但相信看官多数能心领神会。我是说，一代资本枭雄的“第一桶金”都脱不了“原罪”的阴影。因而也总有如影随形的“外部压力”。特别是“第一桶金”捞到后又抑制不住地“做大”，而“做大”的过程也十有八九是胡雪岩式的借势模式。——借势当然借来的是双刃剑，因为“钱不压势”，更因为“势变无常”！回头数数这三十年的富豪特征，几乎绝大多数都是靠占有垄断性资源迅速膨胀。房地产是资源，矿产和其他有色金属是资源，金融机构牌照是资源，甚至通讯服务领域一些产品环节也是资源……这些资源原都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的，因而便具有垄断性，因而获取这类资源必须要“政府公关”，因而这些富豪“做大”的模式十有八九离不开“借势”。因为“借势”了更因为“势变无常”——你看那些大贪官的背后有多少是房地产商？是矿主？是体制含糊的金融机构？——富豪的“做大”的过程中摆脱不了清夜扪心时的战战惊惊，其中善良而脆弱者自会有我们常人难以理解的“富贵病”。

甚至“做大”的过程中你嚣张也好，低调也罢，“原罪”与“借势”的阴影都无以化解。

但这毕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转轨经济的悲剧，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悲剧。一方面企业家的创富热情与创富能力必须得到保护和鼓励，因为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本质上是企业家的竞争，放眼世界国家的崛起一定是以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崛起为代表的。但另一方面多数脱不掉“原罪”与“借势”阴影的企业家们必须要时时保有敬畏与感恩之心，必须以常态的方式和特殊的方式回馈社会，积善救赎——因为这首先是自我救赎！就像深圳那位中国最大的慈善家，他的真诚的倾尽所能的善举完成之后，没人再追究他的“原罪”与“借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次赈灾捐助中，房地产界和矿产界富豪的整体表现是让全社会失望的。特别是我敬重的登山界前辈王石的初始表现，实在是太自以为与众不同因而下意识到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反应了。

魏东以消极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他的悲剧或许正在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否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创富模式的终结？是否是一代富豪或企业家正视和提升自我救赎方式的开始？

胡锦涛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讲解放思想，汪洋在广东讲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法无禁止的便可做……今年底中央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否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性开始？

魏东的弃世当然也与政治体制改革存在关联。

白岩松王石范美忠为何与众不同？

方泉

上月民众自发抵制那家法资公司时，白岩松与众不同地反对。认为那是非理性的，是同时损害中国员工和中国供货商利益的。好像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不明白这种道理似的，但当那么多法国政客和法国民众肆无忌惮地支持藏独且藏独分子攻击我们残疾的火炬女孩时，我们普通民众又有啥法子表达我们的不满呢？我们知道支持藏独的那家公司的大股东也未必在乎我们的抵制（后其声明未支持藏独），甚至抵制可能更损害同胞的利益。但面对非理性的对立行为我们怎能“理性”下来？你谦谦君子白老师是否能给大伙儿指出一条表达愤怒的“理性”的方式？比如你组织大伙儿签名，或你带大伙儿去派出所申请示威？真的，当你说出“与众不同”的反对意见时，你可否给我们找出一条“理性”的出路？

汶川地震，举国同悲，社会各界倾力赈灾。我一向敬重的登山前辈王石又“与众不同”提醒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并且他执掌的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也才捐出区区220万元。当然在舆论压力下王石很快道歉说“在不恰当的时间说了不恰当的话”，并且将公司捐助追加到1亿元。

王石“与众不同”的言行当然也有道理，却是泊来的道理。据笔者所知，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特大灾难时，名人、企业和企业家一般都象征性的捐一点钱。比如这回纽约州长和州议长大张旗鼓地组织为中国地震捐款他们自己每人只拿出一百美元。是人家“抠门儿”吗？不是。慈善文化早就深入人心，虔诚的基督徒一般每年都拿出收入5%以上的份额捐给慈善事业，而多数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每年收入的一定比例都是用来公益事业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家如比尔盖茨都用自己的钱建立慈善基金会。一句话，人家慈善捐助机制很发达。应对王石所谓“常态”的灾难早有“常态”的实力足够组织和资金了。并且西方理念中向弱者施助也一定考虑受助者的自尊，绝没什么多少有些“斗富”色彩的排行榜。但那是在西方！中国呢？……因此王石与众不同的言行岂止是“在不恰当的时候说了不恰当的话”？是没搞清自身是“恰当”在哪的人？是没搞清自己在转轨时期的中国成为今天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有多少“恰当”因素？又有多少“不恰当”因素？

我以为白岩松和王石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精英。但精英之所以出众卓群，除了有好口才和盖几栋好房子之外，还因为更多的利用了公共媒介资源，并且在这公共平台上表现出了符合大多数公共利益和倾向的言行，甚至可以说符合了“三个代表”。一句话，你的“与众不同”是在公众认同基础上的“不同”。而脱离公众认同的“与众不同”一定是“为了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一定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自我膨胀！

但我还是对白岩松王石的直抒胸臆保持钦佩，特别是对王石知错即改投以赞同，并且在此愿帮王石澄清网上对他攻击的“不实之词”：比如说王石儿子王科搞过豪华婚宴，就我对他的还算近距离的了解，他根本就没儿子；再比如他爬过的几座雪山动辄就是上百万元的花销，就我自己五年多的登山经验，那些网上臆断的费用大多得减掉两个零，至少得减去一个零。

而对那个无耻教师的“与众不同”则倒吸一口凉气。都江堰的那个青年男教师范美忠地震时利用有利位置第一个跑到操场，不但不对学生施救，还“与众不同”地声称：“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会不管的”。作为堂堂北大的毕业生，他可能也能为自己的言行找到理论根据。比如三十年前其著作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哲学家安·兰德，就主张“合理利己主义”的“自私的美德”；反对“舍身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但那都是有条件的。像这位无耻教师地震中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自私的本能，而理直气壮沾沾自得地说出如此惊人之语，恐怕是自私本能已滑向天良丧失的地步了。既然只在乎自己的女儿，那么除他女儿之外，大伙儿都别理他了，相信他女儿成熟后也不会爱理他。

“与众不同”：从白岩松到王石到无耻教师，愈演愈烈；自以为是的“与众不同”，可以转化成“标新立异”，转化成“哗众取宠”，转化成“哗众取骂”，但绝不允许转化成“沦丧天良”！

我们在家里都充当着儿女、父母、兄弟、姐妹的角色，但一走出家门便是公民角色。而群居的社会公民，一定是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原则组成的，一定是要担当公民责任和义务的。社会当然允许和包容各式各样的“与众不同”，但在公共平台上发言特别是掌握公共话语权者，想“与众不同”时更应深虑自己的公民责任。

用爱心建立我们自己心灵的圣殿

汶川地震，举国同悲。共赴时艰，全民族全社会展现出一幅幅激荡人心的画面。我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5EMBA的同学都在自己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形式全身心地奉献了我们的爱心，做出了义不容辞的善举。我们救助灾区，更深刻的效果是救赎我们自己，更持久的效果是展现人性的光辉和公民的责任。由此，我们更需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用我们的爱心建立起一个我们自己的心灵圣殿，让它永续存在，历久弥坚；让它成为我们放飞心绪的家园；让它成为我们获取慰籍的精神支点；让它成为凝聚我们各自悲欢离合人生际遇的底线……

它可能是一所希望小学，也可能是一个敬老院；

它可能建在震灾的中心汶川，也可能建在并不为人充分重视的陕南甘北；

它可能体现成一个假肢厂，也可能体现成一组流动于乡村的心理诊所；

甚至它就是一个爱心救助基金，我们大家每年都拿出自己收入的若干份额，参与今后每一次需要我们雪中送炭行动……

无论我们最终确定的捐助形式是什么样，我们所要建立的一定是我们自己心灵的圣殿！

无庸讳言，我们都是这个转轨时代的精英，我们都有能力赢取超于常人的财富。而财富最具价值的流向一定是我们爱的和爱我们的人，一定是因为我们菲薄的捐助而改变（哪怕是些许改变）命运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的举手之力启动的是一次心灵之旅，而且它指向的是一个崭新的人生高地；

而且，它必然会成为我们这百余人此生无弃的，也一定是穿透岁月的牢固纽带。

不抛弃，不放弃。2005EMBA的同学们，伸出手，我们出发！

魏东的“第一桶金”

方泉

在阿姆斯特丹的游船上，我接到吴志的短信：“魏东去了”。何谓“去”？上网查，才确认他是乘鹤西去，羽化升仙……

与蔡明通话，他最近的一个公开身份是魏东旗下云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蔡明说“我们这些人（他是指资本圈内所谓成功人士）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巨大压力，做得越大压力越大，老魏主要是没什么真上心的爱好，你爱登山远足，我打高尔夫打到70多杆……”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创立时，几十家会员中有九家是来自北京的，九家中除北京国际信托之外都是央企或央企下属国企，中信，光大，建行……吴志是中银信托的，王兵是中创信托的，魏东是中经开的。我是在1992年初作为《证券市场周刊》驻沪记者混进这个上海证券界“北京圈”的。十几个同处异乡的北京人多是二十五岁上下的小伙子，又都住在老交易所旁的上海大厦，常常成群结伙的乱窜进异乡的夜晚——有时是一碗大排面，有时是一壶老酒几碟素菜，有时是百乐门的声色光影……魏东在其间并不活跃，也并不引人注意；引人注意的是他的顶头上司戴学民，老戴岁数大些，一见到我就操着我现在也搞不清是山东口音还是南京调儿的话说：“小泉弟那什么那什么……”他的引人注意，是他们中经开上海证券业部是上海二级市场的绝对主力，那时的北京公司中似乎只有中经开在二级市场的影响力可与万国、申银、海通等本地大行“匹敌”，当然也最终“匹敌”出1995年2月的“三二七国债风波”。

在“三二七国债期货”品种上中经开带头做多，万国证券公司带头做空，前者“赌”国家实施的对国债的“保值贴补率”还会在这个品种上延续；后者“赌”通胀早已抑制住后国家必然顺应市场规律取消“保值贴补率”。现在想来甚是可笑，做多做空的决定性因素居然是一项政府政策，而且做多做空的主力都是国有公司！结果是财政部下属的中经开“赌”赢了，而上海本地最大的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因几十亿元的巨亏而被申银证券合并。万国证券的总裁管全生锒铛入狱。之后不久，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离职，再不久中国证监会主席卸任……而中经开公司也在三年中完成了领导班子的更迭。作为中经开证券部负责人的戴学民也不知去向，江湖上传他曾在机场被刺，由于他驼背，刀子刺来时他向前屈身而没被刺中要害。

2000年初，结识新任中经开总经理不久的老姜，他说中经开在“三二七国债风波”中并没赚到多少钱……让我惊愕！几十亿元甚至达百亿元的盈亏“赌局”，作为多方旗手的中经开“并没有赚到多少钱”，莫非旗手也是徒有其“名”？莫非仅是中经开的客户们赚钱？

魏东却是在“三二七国债风波”后不久突然下海。朋友圈子一致的判断是他的“第一桶金”是在上海大厦“捞”到的。为死者安为生者讳，“第一桶金”的问题在此不表。只说魏东的经营头脑。九十年代下半期，认购新股的收益率很高。而调动资金能量大绝对收益就高，那时的新股发行方式是存单认购，即某地发一只新股，即指定当地一家（一般是地市级的）银行为代理点，欲购者将资金打入这家银行的专户，到截止时以专户中资金总量按户数等比例分配，这时谁有本事在短期内拆到更多的资金谁的收益就高。魏东在这时期全力参与新股申购，他哥哥魏锋在银行工作——这是一种优势，但他的聪明更是卓群的优势：在申购长江途中一个小城市的新股时，他弄清进入这个城市的最便捷的方式是每周两班的航运，他便把两班船的船票悉数买下……他中签的比例大大提高。

大概是2005年春节后不久，因我主编的杂志报道了他旗下的九芝堂公司，他通过老朋友在凯宾斯基酒店邀我喝普拉纳啤酒，谈我们共同熟知的一些人和事，谈他“做大”后的“声名之累”，谈他对简单生活的向往。我力劝他也登登山之类，并介绍王石倡导的登山理念“放下，慢慢走”。真如蔡明所言他的生活中可能就缺一项他特上瘾的爱好了。他的悲剧自有我们局外人不知晓也不可能知晓的原因，但如果有一项他特上瘾的爱好，至少会减少悲剧发生的可能性，至少在这些年压力巨大的商海生活中他会多一些欣悦。

魏东安息。

“冒犯”吴敬琏

方泉

今年“两会”上曾经的大陆首富张茵女士提出了对新劳动法的质疑，并建议对高收入人群奇高的个税率适当下调。引起了扑天盖地的批评和谩骂，批评者自诩代表穷人利益，谩骂者大多本身即是穷人。但我很钦佩张茵女士，她公开宣称她就是代企业业主和高收入者的利益，她认为新劳动法大幅提高了企业成本和对高收入者收取奇高的个税当然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这又扯到一个公平与效率的悖论。“两会”闭幕时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称中国经济的困难难就难在要在抑制通胀和保持一定增长速度之间作出适当选择。这实质是公平与效率如何平衡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从来都——至少嘴上都“义”字当先，讳言利益。因为圣人早在几千年前就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真有脱离“利”的“义”吗？我是说任何一种论辩当一方扯起“义”的道德大旗后，便已不是平等的讨论了。因为自诩代言“义”者首先是自我拔高，而当被支持者进一步推高之后又会产生真诚的自我感动，这时在他眼里对方就是一群自利小人，对方的话他连听都不想听。

股市大辩论之后不久在中国证监会召集的一次经济学家座谈会上，“赌场论”正反两方的代表性人物张维迎与韩志国见面。张问韩你做不做股票，韩答当然做；张说你是利益中人，你跟我讨论股市不可能客观，韩答你没有所谓利益你更可以不负责任地大放厥词……几年后当郎咸平又扯出“义”之大旗以顾雏军案指责所谓民企侵吞国有资产时，张维迎率先迎战，但由于张是多家民企顾问和独董，张又被指责为利益集团代言人，因而在所谓道义上又先输一筹。不知这时的张维迎是否想起了他曾对韩志国说过话？

其实，绝对没有脱离了“利”的“义”，即使没有经济上的“利”也有其他方面的“利”，没有短期可视的“利”也有长期自会水到渠成的“利”。就像“艳照门”之后，大家总想起“艳照门”之前不久“玉女”阿娇走光后在镜头前哭着说的“我很傻，很天真”。恐怕只有一度被她打动的公众才是真正的“很傻很天真”。

在央视和《北京青年报》强力渲染之后，方泉质疑吴敬琏“赌场论”的微弱声音，伴着方泉被认为是庄托从而是个不自量力的“跳梁小丑”的形象而被淹没了。但这时韩志国做不住了，因为若搞了11年的中国股市是赌场，那么几千万股民便是赌徒，那么股市就必须关闭。韩志国邀请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和吴晓求召开媒体见面会，驳斥吴敬琏的“赌场论”。这后来被倾向吴敬琏一方的媒体定性为“围攻”吴敬琏。

历时两个多月的公开辩论，有点像两岸关系的那个说法“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后来朱镕基总理在“两会”结束答记者的三句话似乎是一种概括和总结，他说中国发展11年的股市“发展很快，成绩很大，问题很多”。辩论啥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对中国股市本身而言，只有“发展是硬道理”。

在大辩论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保有对吴老先生的那份景仰，尽管我更倾向厉以宁们“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立场，但对吴老“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却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两会”召开前我还让记者马腾奉上两本拙作请吴老先生“指正”，吴先生对马腾说“听说你们主编也是个市场专家”；“两会”快闭幕时大辩论升级得火药味愈浓，这时我让马腾找吴老联系拜见，吴老突然怒言：“中科创业的事还没完哪！”然后拂袖而去。

我想吴老一定也认为我是吕梁的一伙，因而是代表既得利益挑战他的“赌场论”的，而他这样怒言“中科创业”是指我手脚不干净要倒霉的。“大人记小人过”，咱利益“小人”在正义“大人”面前当然是不足挂齿的。不过老先生的率真依然让我毫无恶感。只在当年12月31日晚在绍兴孔乙己酒店喝过几壶黄酒打开电视之际，看到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在贝多芬悲怆的《命运交响曲》声中，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铁肩担道义”的吴老先生健步走上前台……可能是酒壮松人胆，我脱口而出：“我操！老爷子成良心代表，正义化身，成神啦！”

我由衷地为这个曾让我热泪盈眶的老人感到一种担忧，尽管他可能永远忘不掉我对他的“冒犯”。

“赌场论”背后的曲直

方泉

时下由胡舒立挑起、由刘纪鹏带头迎击的关于政府该不该救市的辩论正愈演愈烈。让我想起2001年春季的“赌场论”和由“赌场论”引发的股市大辩论。其实政府该不该救市的辩论本身就是七年前“赌场论”是非辩论的延续。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文人之争，是文人们力求影响政府决策的论争，是关于中国资本市场价值立场的论争，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的论争，甚而至于也暗含了西方标准与民族利益的冲突。

还是先说说七年前那场大辩论的来龙去脉吧。

2001年春节前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股市太黑，连赌场都不如。”并说一位来自国外的经济学家（指许小年）告诉他“中国股市就像老鼠会”。心平气和地讲，这样的批评对新兴加转轨的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各个领域某种程度上总是正确的。而且十年前这样说十年后这样讲都一样“正确”。比如我们说中国的房地产业太黑，说中国的教育领域太黑，说中国的医疗领域太黑，说中国的足球业中国的娱乐业都有一定的适用性。

问题是这样简单的定性式、牢骚式的道德判断究竟是否有助于“黑”的减少或消除。我想起中学时抄录在笔记本上的一段恩格斯（？）的话：“人们在指责社会时，往往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这责任便是婴儿吸允母亲乳汁时印在母亲乳房上的牙痕”。

发出“赌场论”后，吴敬琏、许小年树出了光辉的“为民请命”的道德形象。可还是有人质疑作为领高薪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和董事总经理的两位先生，他们服务的有外资背景的公司主承销的中石化A股和H股，其间的巨大差价是否加重了所谓A股的泡沫化？而泡沫化的A股市场是否又助长了股市的“太黑”呢？

吴老先生曾是我景仰的经济学家。1991年初冬参加“联办恳谈会”，会上发言的李青原、高西庆、谢平、刘纪鹏等锐意改革的青年经济学家言辞间都流出对“六四风波”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忧心与悲情。最后是吴敬琏总结发言，他引用雪莱的诗：“既然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让人感奋、让掌声经久不息，让我这个因“六四风波”入秦城监狱刚出来不久的“失足青年”热泪盈眶……

吴敬琏发出“赌场论”后，在《证券市场周刊》编前会上，记者马腾提出要采访他。讨论后我们确定向吴老先生提出九个问题，请他全面谈论对中国股市的看法和解决建议。几番疏通，采访未果。我们又怕这么有价值的新闻选题被同行抢去，便以《九问吴敬琏》为题刊登了采访提纲。几天后，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采访我对“赌场论”的看法，我陈述了对吴老先生的景仰，只是希望他把“赌场论”观点展开成一篇全面论述——我知道媒体一定要站在中间立场展开新闻报道的，但在央视记者几番拐弯抹角诱发我谈对“赌场论”的直接看法时，我以一个从业十年的业内人士的身份说：“对我们这个才刚发展这么短的市场而言，大家应该多做价值判断，而少做道德判断。因为道德判断是定性的、是非原则的，而是非好坏的言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我算老几？我有啥资格挑战人家吴老先生？但媒体天生就是“挑事儿”的，当晚经济半小时播出“赌场论”专题采访，把吴敬琏、张维迎与董辅礽、方泉划成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承蒙抬举了。

更会“挑事儿”造新闻的是《北京青年报》，几天后用整版的篇幅断章取义式地组合两种观点，并把吴敬琏的大照片放在版面的左上角，把方泉的小一些的照片放在右下角……搞了十年新闻的我居然被新闻搞了，一笑。

谁在“以人民的名义”说话

方泉

年初雪灾肆虐，如果布什总统表示对受灾的中国人民慰问时说这样的“定语”：“我代表全体美国人民”，他一定会受到一些较真儿的法律专家批评。因为他只能代表选他当总统的那50%多一些的美国人民——如果刨去三分之一没投票的美国人，他只能代表可能才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民向中国示好——我是说当谁谁谁声称“以人民的名义”怎么怎么着时，我们千万别太信以为真。

我就钦佩张茵的勇敢和真实，她对新劳动法若干规定提出质疑，就是从企业主的立场出发的，东莞大量代工企业倒闭，山东韩国企业老板逃离，企业主在新劳动法压力下受损，最终企业雇员利益也会受损。如果张茵女士从新劳动法可能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角度提出对新劳动法质疑，这反倒是“装雅庭”的——但“装雅庭”肯定不会引来潮水般的批语与谩骂。所以“以人民的名义”或叫“代表大众群体”说话很多时候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一种可理解的权谋。

假设当年所有参加股市大辩论中声称代表大众利益者都有此善良愿望，但扪心自问你又代表得了谁呢？你了解大众的现实境况和利益诉求吗？说代表大众者首先是假想出与之对立的小众，殊不知大众小众之上还有非流通的国有股东即政府的利益。就像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前，有人叫嚣对价式改革是拿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给几千万股民。而说此话者又自恃代表了13亿中国人的利益。幸亏这样的大道理无人喝彩，否则真会清谈误国的。

最具中国特色的，是很快就把理论争辩转向对论辩者身份的拷问乃至攻击。有人质疑吴敬琏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与他“赌场论”的冲突；有人指责厉以宁作为《证券法》起草负责人，在为违反《证券法》的事态辩护，甚至还有人爆料厉以宁儿子厉伟在深圳炒股涉嫌“内幕交易”；有人还趁机挑出作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以宁和作为副院长的张维迎“学术之争”的背后存在权力之争……2007年初与厉伟同时参加佳美口腔集团董事会时，我俩聊起这桩“公案”，他说他“跟维迎很熟很有交情”，那些事都是外人瞎挑的。而厉伟本人在那轮牛市结束后再也不碰二级市场了，而是专事风险投资。

今年年初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吴敬琏与厉以宁同台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的采访，公开总结和探究中国改革30年的成败得失。我从事财经报道17年，记忆中这是两位经济学泰斗级人物第一次同台发言。我想，在全身心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捍卫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大原则上，两位老人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吴市场”和“厉股份”没有本质的分歧。而包括2001年股市大辩论在内的公开已知的两位的学术之争，本质上也还是他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路径依赖”问题的不同认识而已。

或许也因为两人位老先生都已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也都厌倦了没有标准也不可能有结论的争议了。因为争也好辩也罢，他们毕竟都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越加辉煌的过程，而中国的资本市场毕竟已不可逆转地壮大起来，也不可逆转地纳入了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轨道。

救市不能救势

方泉

在没有任何救市措施和救市态度的背景下，股市持续了三天的反弹，从3271点到3656点，超过10%的反弹幅度不可不谓强劲；同样，在没有任何政策利空的前提下，4月9日沪综指又暴跌5.5%。再看反弹的节奏，第一天反弹是金融股、地产股等大市值股票，迅速拉升股指提振人气；第二天是大市值股票微涨，其他股票普涨，而超跌股大都封住涨停；第三天是大市值股上攻乏力出现回落，而其他曾经的强势题材股再度强攻；第四天终于又是在大市值股大幅下跌的带动下，大盘5.5%的跌幅背后是各类股票的大幅下挫，覆巢之下无完卵。

这几天的市场走势纯粹是市场自救自身修复因而也一定是反反复复的定位过程。或许在没有政策出手的情形下，市场自身导出和筑就的“底部区域”才是最坚实的。而行政干预——无论是去年“5.30”突提印花税式的降温，还是2月4日宣布重启基金发行这被理解为“救市”的举措，都只是在短期内改变了市场形态，行政干预“干预”的是人们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情绪，而市场本身还会按自身规律或涨到极致或跌到极端。“5.30”之后股指在六个交易日内急跌25%，反弹到前期高点后完成二次探底，之后便展开了长达三个半月幅度超过70%的上涨……这是“降温”降出的报复性的走势！相反，“救市”的结果呢？2月4日开启新基金发行算不上什么“救市”举措。因而尽管当时股市大涨8%，但现在看来那天的4672点是令多少人念念不忘的呀！多少人在3300点时遥想这个4672点而捶胸顿足呀。再想2005年上半年股市低迷熊气弥漫，政府停发新股、降印花税——这样强有力的“救市”措施也没有扭转局面，股市还是从1300点跌到了998点！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虽然也是政策出手，但这不是以“救市”为目的，是完成一次制度革命，革命的结果是激出了价值发现。我是说，以降温为目的的行政打压与以救市为目的的行政托盘都只是改变了市场的短期走势，并没有改变长期趋势。打压“压”的是一时，“压”不住“势”；而“救市”也只能“救时”，救不了“势”。

但我依然坚决主张救市。因为本就具有鲜明“政策市”特征的中国股市，是定义不清啥叫“救市”的。比如，限制恶意再融资，依法对大、小非减持给出细化的规定从而让市场有明确的预期，再比如基金的发行纯粹市场化人家愿意发和发得出去就依法核准，甚至把世界上最高的印花税降下来、哪怕是跟多数国家（地区）一样不征收印花税……这些极大地“利好”于股市的措施都是转轨中的中国股市走向市场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必由之举，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完善。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是类似1998年港币阻击战时中央政府和港府联手组织资金托市乃至修改规则保护自身利益，是美国这次应对次贷危机的减税、降息、注资行为。反过来，中国股市中放开新股发行的审批，乃至时机成熟时征收资本利得税也都不能算是为了打压股市，也都是迟早要完成的制度建设。

对当下已经“大落”而下的股市，我们当然要救，当然要以中国式的方式救。即使救不了“势”，“救时”也是救人心，并且在危机中加快启动利好于“势”的制度建设，这是不容推御也推御不掉的责任。

救市救的是人心

方泉

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之后，凯思斯的理论开始被市场经济国家广泛接受。即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某些特殊时点上必须要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我调节功能常常是失效的。尤其是在资本市场，无论是其癫狂地上涨时还是其恐惧地狂泄时都主要地缘于人们的心理因素，因而是非理性的——而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便是人是理性的。这样，为了使市场尽快尽可能地恢复理性，政府的干预便是重要的和必须的了。

所以，在股市出现非理性的暴跌时，政府当然应该出手救市。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在转轨经济的中国更要这样。

新兴加转轨的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股市本身就是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我不知道美国同样功能的机构的全称是什么，却知道我们股市之上的机构叫“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许将来的某个时候，可以改名为“监督委员会”，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管理”职能。所有的股票的发行上市都是要审批的，甚至连只发行不上市的公司也都要由政府“管”起来；所有的公募基金都是经批准才设立的，甚至基金公司高管在股东大会通过后还要进行“资格确认”；绝大多数的中介机构（券商）都是国有控股的，甚至连证券咨询机构也要发牌照……我是说股票的供给和资金的供给都是被“管理”（或叫调控）着的，那么股票市场是否“健康平稳发展”的最大的责任方当然是对市场权力或影响最大者！

责任和权力是统一的。

况且我们的领导人也明确指出过“要防止股票市场大起大。”两年间股市从1000点涨到6000点的“大起”过程中，政府急就过上税印花税的政策，控制着新基金半年内不发行，鼓励“上市公司扩大流通股比重”……半年间股市从6124点到3283点“大落”而下，我们又是怎样“防止”的呢？

总理的新近讲话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发展最终是有利的”，“政府会努力促进股市平稳健康地发展”。

我想，两年间“大起”到6120点的股市和半年间又“大落”到3283点的股市无论如何都不是“平稳健康”的，因而政府出手救市是责无旁贷的。

决定股市长期趋势的因素是估值水平，但影响股市短期暴涨或暴跌的因素主要是人们的预期或信心。连续暴跌反映的是人们信心的崩溃，是预期落空的绝望，是非理性行为的漫延。救市，救的是信心，救的是人心。当然也救的是经济，因为市值已超过GDP总量的中国股市，会或正向或反向地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套用总理讲话：“一个不健康的、不可持续的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发展最终是有害的。”

吕梁的罪与罚(之一)

方泉

2000年12月27日，中科创业第三个跌停板了，吕梁来电话让我中午前去他家。这是一个新的手机号码，从中科创业跌停起他原来的两个手机即已关机，朋友们又一般不知道他家的电话号码。

到北辰花园别墅。他知道我进来了，却未抬头，而是在字台前奋笔疾书。我注意到桌上的一盘黄瓜条和樱桃西红柿已没了光泽和湿润，而且还是满满的。在字台前坐定，沉默，铅一样重的沉默。

他抬头，两眼血红，却莞尔笑道：“昨夜我刚从X办回来”他说出了一个让我闻之色变的顶级大人物的名字“他让我站出来诉诸媒体承担责任”我不敢相信他所言真伪，但过去的确在他那儿见过顶级大人物们的公子。

“那样既对你个人不利，也会引起股市的进一步混乱，媒体再一炒做，股市岂不让人觉得更加乌烟瘴气？”我还是为他的反常反应担忧。

“你不懂政治……”他不再解释，转身拿出一叠稿纸“这是我做庄中科创业的所有内幕，刚写了十几页，你先看看，可以在你们杂志发表。”

“南美洲一只蝴蝶扑闪一下翅膀，经过一系列连锁反应，居然引起大洋彼岸的一场风暴……”吕梁的文字很精道，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蝴蝶效应”的概念。他还是那样“高瞻远瞩”他以为中国股市将以他的崩溃为契机开始一场市场震荡，从而结束庄股时代。从中科创业起到2004年夏天德隆系的崩溃，一个违规却普遍不觉得违规的庄股时代真真结束了，而市场付出的代价是市值损失近50%，熊市持续了四年之久。

读吕梁这十几页文字时，我更为作庄内幕津津乐道，却没觉出他将导致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此后几天在与另一参与做庄一大牛股“亿安科技”的熟人相谈时，他说：“一个时代结束了，老吕公开跳出来，兔死狐悲，其他庄早晚完蛋”。这傢伙从此便消失了，数年后听说他在南中国的某个小城做私立教育。

吕梁的文字讲述的是中科创业崩溃的偶然性。他与深圳大户朱焕良联合做庄中科创业，两人合计投入现金十几亿，包括理财盘、透支盘在内控制了中科创业80%以上的流通股。但吕梁一直想装进公司的优质资产偏偏好事多磨，朱焕良有些耐不住，想出一部分股票。但联合锁庄，谁都知道大比例抛售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又都怕对方“背信弃义”先下手为强。这时的“意外”是吕梁的主要合伙人董某因另一起银行诈骗案被拘，而董某作为做庄知情者自会有不少的“老鼠仓”，他一被抓，他的亲友便不由分说抛股票。股价一下跌，朱焕良那边的反应是你老吕你不让我抛你先抛——凭吕梁怎么解释也难让朱焕良确信，至少你吕梁的人有这么大的“老鼠仓”也是你失控。再往后吕梁就打不通朱焕良电话了，再往后吕梁也“技术性”地一开盘即以巨量封住跌停板让谁也跑不掉。于是中科创业直到11个跌停板才止住。

但他所言的“偶然性”实在是命定在必然性之中，董某不出事，他与朱焕良的合作也已危如累卵。根本上讲还是这种不顾公司基本面只把股票控盘成所谓“财务工具”的模式是谬误的。但谬误的模式却从1999年风起到2001年达到几乎“无股不庄”的极致，而且是非颠倒，那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市场中人都在研究如何跟庄，如何打探庄家的成本线目标位……还有一系列诸如《与庄共舞》、《战胜庄家》等“专著”风行于市。

吕梁当然是有罪的，并且他为他的“罪”而受到了至今生死未卜的“罚”。但我们那个时期各个市场参与主体包括机构投资人和个人大户、上市公司和营业部为主的中介机构（主要起到操作违规资金的中介作用）、甚至我们各类监管机构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而有关市场交易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缺失一定是付出巨大代价后才得以完善吗？

温故察新罢。

“军人”吕梁

方泉

期货圈的朋友都知道1995年春天发生在北京商品期货交易所的“绿豆风波”。多空双方对赌绿豆这一小的期货品种，据说是绿豆期货的交易量已超过了当年全球绿豆实物的产量。结果是交易所出面要求多方减仓并提高交易保证金。尽管如此还是有一批空方被打爆，血本无归地离场。

吕梁是这场“绿豆风波”的得胜方中人，好像一下子赚了几千万。那以后的某个夏夜，我俩在三里屯酒吧喝酒，此前由于股市低迷两年多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而他一直在专心炒做商品期货。借着酒劲他讲起“绿豆风波”中多空大战的细节，尽管绘声绘色情绪激昂，但由于不懂期货，我对个中妙不可言之精彩还是搞不懂。只记得他这一方借助了非常手段：一是给对方的会议室里安装了窃听器，二是买通了交易所的相关人员为他们提供有关数据信息。我问他怎么想出了这样的“损招”？他说刚炒期货不久，他的一个在某省军区当副司令员的朋友来京看他，他带朋友去炒期货现场；他在这边紧张下单，那军人一直默不作声；收市后军人问你这样折腾一天最多亏赢能达到多少，他答几百万，可才用100多万的钱；又问赚的是谁的钱，他答是对方的；那军人又问你了解对方吗，他答不怎么了解。于是军人正色道：“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不掌握敌情怎能取胜？”于是吕梁便有了了解敌情的“损招”，而且军人还帮他搞来几千万让他做……

期货市场建立的早期一直是“风波”不断，北商所有“绿豆风波”，苏州交易所有“胶合板风波”、海南交易所有“天然胶风波”，最轰动全国的便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327国债期货风波”……这些“风波”的背后便是大量的违规操作、内幕交易，乃至安窃听器这样的“损招”最后也成了公开的秘密。从商品期货市场杀出来的，哪个不是白淋淋的？当然那个时期的监管也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规范程序。

“绿豆风波”之后，吕梁彻底洗手不干了，他说败是一败涂地胜也多是令人后怕的险胜。因为你能用的手段人家也会用，你有背景人家会更有背景。“钱调动出来的贪婪力量会将人引向最终崩溃的不归路”好像他是这么说的，而在喝过几瓶“科罗娜”之后，他眼球充血，语调沉郁，似乎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受。几年的期货市场经验不仅让他学习了“军人的战术”，更重要的学习了军人的纪律观念，即必须令行禁止，严格按计划行事，一定要克服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绝不能赌到没有翻本的程度。但即使这样他也认为那时的期货市场“太黑”，根本不是凭智慧就能赚钱的地方，当然他本人也是这市场“太黑”的一小部分“黑”。

年初见到老朋友张卫星，他又大谈黄金期货的暴利机会，这两年他远离股市去做黄金投机了，股市是有了5倍的涨幅，但这聪明的傢伙在黄金投机中的收益早就超过了5倍。问他炒期货与炒股票的不同，他只说：“必须象军人那样严守纪律！这是我在一次差点赔死之后才得出的教训……”

股指期货就要推出了，这种高收益又高风险的投机买卖本就不是一般投资人玩得起的，像吕梁和张卫星这等绝顶聪明的角色还教训沉痛呢，何况我辈智商平平又极易情绪化者？要参与期货征战，还真得扪心反问，咱是“军人”吗？咱有军人的心理素质和纪律观念吗？咱有军人的战术兵法吗？

文人吕梁

方泉

2001年春天的晚些时候，应建筑师兼艺术鉴赏家陈家刚之邀，到昆明与一帮气宇不凡（或称奇形怪状）的现代派艺术家聚饮。席间谈到1989年春轰动全国并为西方关注的“现代艺术大展”，吕梁这个名字被多次提及。哪个吕梁？一位叫大帅的朋友说，吕梁在那次大展上搞了一个在电话亭向活人开枪的“作品”，很“另类”很受瞩目，堪称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作品”，他还说九十年代起吕梁便脱离了现代派艺术圈，听说去《解放军文艺》作美编了。果真是我熟识的庄家吕梁，因为吕梁对我讲过他在《解放军文艺》的经历。

庄家吕梁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便是文人吕梁。其实在他撰写的关于资本市场的文章和发表的谈话中总脱不了文人的激越情绪和理想化色彩，甚至他“忽悠”出资方参与他坐庄康达尔（后改名中科创业）时总能从无论苜蓿草项目还是孕妇试剂项目扣题到产业报国的理想，乃至中科创业崩盘后他跳出来自曝其丑也显出“要死得明白”的文人式固执。后来读到吕梁交我的关于坐庄中科创业内幕的长篇文章时，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人死架子不倒”的文人酸腐气——2001初某杂志发表轰动性报道“庄家吕梁”，主要的根据便是吕梁长篇自述的前17页，而后一百多页呢？

在昆明，我对大帅等艺术家讲起了作为庄家的吕梁，讲他如何“发大发了”，如何“呼风唤雨”，如何被全国通缉生死不明……艺术家们听得目瞪口呆，无论怎样他们都无法把印象中的行为艺术家吕梁和股市大鳄联系在一起，或许文人吕梁窜到股市里坐庄也是搞了一个动静更大的“行为艺术”吧。记得当时也在场的地产闻人冯仑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操行，就是总自以为真诚地把赚钱的事搞出一种理想主义”。那些天，和冯仑混在一起时，他常挂在嘴边的卖房子的理念是“卖的是房子，送的是生活。”

认识吕梁首先是读他发表在《中国工商时报》上的长篇报告文学《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的实录》（节选），气势恢宏、才思敏捷不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文中多次引述《资本论》的原话，让人觉得这厮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我甚至觉得失踪八年了，如果他还活着，肯定不象坊间传闻的那样逃往加拿大享受“荣华富贵”去了，而恰恰是躲在北京闹市的某个漏屋里“饭蔬食、饮水、曲躬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因为，作为文人的吕梁并不追求奢华的享受，他有足够的定力耐下心来读艰涩的理论书并悟道人生。

1992年初，通过《中华工商时报》的美术总监陈西林，把吕梁约出来喝酒，从此他便成了我的“特约撰稿人”。而稿约之外便是文人式的坐而论道。在他家“坐而论道”时我还认识了现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朱伟和著名作家余华，并还帮余华开了投资B股的账户。

2000年底中科创业崩盘后，吕梁写了一个十几万字“自曝家丑”的长文，前17页是讲中科创业崩盘的内幕。交我处理时，我实在找不准报道的切入点，既不能“来稿照登”一任吕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也不好完全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不顾情义”。在与编辑部同仁讨论时，大家认为得找到参与做庄的另一主角朱焕良和被作庄的公司老总。还在磨合这两条报道线索时，吕梁找了他的新闻界老友杨浪，在杨浪总编的《财经时报》“跳了出来”——文人吕梁的偏执与急切是谁也阻不住的。但媒体报道出的“内幕”仅限于出自吕梁文章的前17页，再往后一百多页则是作庄的背景及他浸淫股市十年的经历、感悟。有些“遗嘱”式的了断意味。他嘱我将全文编辑出版，却因为他突然被“监视居住”复而很快出逃而中止。不久后公安人员找我调查吕梁，提及吕梁的书稿，我说我将书稿交给了中国证监会的某位领导。事实上是我拿不准吕梁事件及我与吕梁交往是否牵涉违法，我找我敬重的一位老领导汇报请他帮我把握，顺便上交了吕梁的书稿。

一改吕梁文人面貌的是1995年前后他参与北京商品期货交易所的投资，让我突然觉出他是资本大鳄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次与他的谈话。

下回分解吧。

暴跌时寻找“一小块希望钻石”

方泉

3月18日中午12点半温家宝答记者问结束。半小时后股市一开盘即加速暴跌，沪综指最低探至3607点，跌幅达6%！

对于股市“内忧外患”的经济背景，温总理直言不讳地谈出了他的疑虑：“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通胀益发严重，需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但达不到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业压力又会转化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这是国内，国际呢？温总理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走入全球化，世界经济的各种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经济上来……我现在所忧虑的是，美元不断贬值，何时能够见底？美国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它的经济走势会走到什么地步？”——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公开表示出对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忧虑，因为中国经济的困难“难在国际、国内不可测的因素多，因而决策困难。”

2008年中国经济是最困难的，赖其支撑的中国股市不可能不是困难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是“不可测的”，那么影响中国股市的因素便更加不确定了。也就是说，中国股市“内忧外患”的经济背景是一个时期内难以改变的。所以，温总理记者招待会之后，股市加剧下跌……

但宏观经济毕竟是在一个长期趋势的层面上影响股市的方向。并且中国GDP即使降到8%的增速，也依然是全球发展最快的。仅就市盈率指标而言，美国不足2%的GDP增长率支撑下的标普市盈率还在10—15倍之间，中国8%GDP增长对应的20倍的沪深300指数股的动态市盈率，当然不是高估的。因而，跌破3800点的当下股市是信心崩溃所致，是投资人对“最困难”的中国经济和最不确定的股市的丧失信心的反应；就像去年指数冲过6000点是大家过于乐观的反应一样，现在跌破3800点也是大家过于悲观的反应。

还应该记住温总理的另一段讲话：“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好的，中国市场的潜力，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潜力还是巨大的。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这是中国的优势”。

退一步讲，即使经济的增速真的长期放缓，我们仍可在股市投资中获得不菲的收益。巴菲特从来不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分析宏观经济上，他认为，“如同没有人可以预测股市走向一样，任何人都没有预测经济趋势的能力”。相反，“当人们对宏观环境的担忧达到极点并大量抛售股票时，我们则尽力买入股票。”最近，在公布哈撤违公司2007年业绩时巴菲特又发表了致股东的信。他再次强调了他的选股理念：“我们寻找的，是在一个稳定行业中的长期竞争优势。如果业绩的增长是整个经济大环境的景气带来的，很好。但即使没有整个经济结构性的增长，一个企业仍然能够保持竞争优势，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企业。”并且老人家又重申了他的选股原则：“a属于我们了解的领域；b有持续发展的潜质；c有能力并值得信赖的管理层；d合适的价格。”

如此简单！对照这样的标准，在我们的股市出现崩溃性下跌时，有没有好股票值得我们果断买入呢？

巴菲特的另一句话更值得我们品味：“一小块希望钻石胜过整颗人造水晶”。

“希望钻石”在哪里？找，能找到！

暴跌时重温彼得"林奇

方泉

4058点至4091之间的跳空上涨缺口毫无支撑地补上了，并且还形成了4068点至4055点的新的跳空下跌缺口，又迅速击穿4000点整数关口……3月13日的恐慌性暴跌跌得没有多少人还相信这市场还是牛市了。在电话中不时传来绝望的情绪和满盘皆绿的氛围里，我让思绪跳出来，翻阅读彼得"林奇《战胜华尔街》所作的笔记——

“每当我对目前的大局感到忧虑和失望时，我就会努力让自己关注于‘更大的大局’。

‘更大的大局’是从更长更远的眼光来看股市。历史长期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在过去70年里（指1920年至1990年），（美国）股票平均每年投资收益为11%，比国库券、债券、定期存单高出一倍以上……在这70年间，股市曾发生过40次超过10%的大跌。40次中有13次属令人恐惧的超过33%的暴跌。其中之一就是1929年—1933年的股市大崩盘。

在过去70年历史上发生的股市暴跌中，即使其中39次我提前预测到并在暴跌前卖掉了所有股票，我最后也会后悔万分的。因为即使是跌幅最大的那次股灾，股价最终也涨回来了，而且涨得更高。

每当股市大跌使我对未来忧虑之时，我就会回忆过去历史上发生过40次股市大跌这一事实，来安抚自己那颗有些恐惧的心。我告诉自己股市大跌其实是好事，让我又有一次机会以很低的价格买入那些优秀公司的股票。”

之所以在这里大段引用彼得"林奇的话，是因为投资大师的话句句都是经验教训凝结成的真知灼见。从“更大的大局”着眼，股市无论怎样跌跌撞撞曲曲折折终归是趋势向好的。从1920年到1990年美国股市年化11%的收益率毕竟是事实，因此当环境中的恐惧辐射到自己内心时，我们还是要尽可能超脱一些考量这个环境。彼得"林奇不在乎在暴跌前是否出逃，这有些极而言之。而他无论在何时都留有足够的头才以便“有一次机会以很低的价格买入那些优秀公司的股票”，这是值昨我们认真学习的。他的这种理念与巴菲特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不去关心和预测大市的涨跌，而是认真研究和发现好公司，寻找更便宜的买入好公司股票的机会。“除非公司基本面恶化，否则坚决不因恐慌害怕而抛出手中的好公司股票”。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下功夫找出确定的理由确信我们买的股票是好股票。并且多好的股票都要分批建仓、越跌越买——巴菲特从来不追涨，从来都要等他目标的好股票跌进他认可的“安全空间”后再介入，否则他宁可退还股东现金也要等；彼得"林奇是先买一点目标的好股票，然后经过深入调研得出确定性论据后再分批加仓。其实对价值型股票的介入也只能是等“市场出错”的时候。因为正常市场状态下价值型股票都被给予了较高的价格，只有在大市暴跌市场恐慌时，价值型股票才会跌出足够的空间和放出足够的量，才有机会介入。这便是彼得"林奇“告诉自己股市大跌其实是好事”的缘由。

而选对了好股票是能穿越熊市的。彼得"林奇和巴菲特成功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点。况且我们这市场当下的下跌也仅仅是疑似熊市。上市公司业绩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沪深300指数股动态市盈率已逼近20倍是最有力的证明；况且投资者信心崩溃又仅仅是表相，仓位轻下来的人并不没有离场，他们当然是在等反转的契机：我是说，跌进4000点的股市反而更让人踏实了，我们正好可以买进好股票之后踏下心来读读投资大师的著作了。

精彩回放：市场一定要补4058点的缺口也一定要破一下4000点

　　短期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市场仅存在很少的交易性机会

　　和讯网：和讯网的投资者朋友大家下午好！原定于周一下午的《方泉谈股市》也因为特殊的原因挪到了今日，在今日盘面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在前期缺口附近呈现大幅上扬，在今日盘面上留下了两处悬念。方老师，刚开盘的时候，大家就在想缺口补不补？补的话就意味着反攻，盘面出现强势行情，市场让投资者始终悬着的心不能放下，包括市场消息面、公司层面、政策面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请今天方老师多跟大家聊一下。方老师，上次我们在访谈中提到在下跌行情中如何减仓的问题，今天的盘面缺口附近，从盘面分析角度来讲，您觉得哪些投资操作要注意呢？

　　方泉：投资预期不要太强烈，因为有很多政策效益在递减，包括二月份CPI数据达到8.7%，非常高，这主要由于食品价格带来的，我们原油价格没有涨，昨天国际原油价格涨到了109美金，石油、汽油、煤油早该涨没有涨，这是政府从和谐社会角度来看，市场规律决定着必然要涨的。如果油价上涨，油价本身是主要的原材料，也会带动相关的产品价格上涨，从这个角度来讲，CPI高居不下，虽然有雪灾因素，但在通货膨胀的苗头，或者说通胀形成，从紧的货币政策就不会轻易更改，尽管现在学界争论很大，在讨论，说单靠货币政策是不能够缓解通胀，也不能抑制经济过热，还有财政政策和其它手段。

　　我们先不管争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指望政府短期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可能，从紧的货币政策不改变，外围市场的资金肯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少。由于货币政策不改变，企业盈利增长状况有所改变，这个因素还是很不利的，前段时间我一直谈中线看空，最新因素在验证，国外因素美国一系列经济指标数据不乐观，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这个股市是不乐观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做反弹、差价和做交易性机会，我连续三期谈这个问题，包括700点的反弹控制，4000点到4700点的反弹控制，如果广大中小投资者没有时间、精力炒股票的人应该放弃，不做，如果要做的话，就要捕捉市场某一个具体时点上存在10%或者5%的交易性机会，这要看短期因素。短期因素主要是政策面的情况和短期的供求关系变化。所以，再融资传闻的股票都跌过，一旦出现再融资传闻，一定会再跌。所以，我们一定要以特别守纪律的状态参与，要不然就不要参与。

　　和讯网：在反弹过程中，可能反弹的高度会受到各个方面因素影响。方老师在连续三周都给大家提出了把握交易性机会的概念。当我们从阶段性投资机会到结构性投资机会到交易投资机会，大家感到机会越来越少。方老师，从目前的角度来讲，交易性机会和结构性机会存在的话，中线看空，这个时候，很多投资者会套牢在这上面，大家会非常心不甘，大家会寄希望于政策，政策希望不太高的话，下调印花税，新基金输血，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盘面呢？

　　方泉：两个问题，新基金入市，我看到他们今年的发行数据都不乐观，和去年半年比，基金认购热情急剧下降，基金入市会给市场带来利好，但和资本扩容对冲的话，在这个阶段会达到相对平衡，而且新基金能不能大规模发，发多少量是一个疑问。新基金发行是管理层想实施调控的重要手段，不管证监会领导承不承认，基金发行停了半年，半年都不发难道也是常态吗？管理层的态度和基金的发行可以看得很清楚，自身的调节力量是供求关系在趋于阶段性平衡，基金发行对市场的所谓利好作用，也会有边际利好的作用，反过来还有印花税。

周一暴跌源自“两会”期间政策利好的预期在落空

　　和讯网：大家都在谈这样的问题。

　　方泉：对，还有融资融券，我注意到最近“两会”期间，大家热烈地谈到印花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凡是没有官位的政协代表和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都强烈呼吁下调，特别像厉以宁等大派代表建议改成单边征收。有官位的人虽然不反对印花税下调，但他们已经明确表示印花税下调要进行论证，要看市场时机，不能频繁调整。这些话背后是什么意思？在印花税下调问题上，有话语权或者我有部分决策层的人士是持谨慎态度，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像方泉这样的，虽然不是政协代表，也欢心鼓舞期待下调，这种供求矛盾，反映出我们决策当局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态度，我相信这些官员不会轻易发表不代表自己身份的言论。昨天的股市暴跌，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家对印花税下调，“两会”期间政策利好的预期在落空。因为“两会”马上要结束，除非市场跌得很多，市场用你的下跌，苦肉计使这个政策出台，现在来看，不调的可能性非常大。印花税下调，就像我两个星期前写文章说的一样，印花税下调，等于这个调控机制的牌要在一定的时期才会打出来。当大家期待要调没有调的话，真跌到3800点的话，它的支撑作用也会衰减。我们政策多大程度上不影响股市，多大程度上不影响股市确实是一个反复讨论的问题，而且是反复平等地讨论问题。你刚才说的两个因素，政策的效应的确在衰减。上周我写的博客文章说到，不要忽视政策的支撑作用，事搁两周看到政策作用在衰减，不是自相矛盾，是政策在短期内的作用就是这样，因为它没有实质的改变。

再融资对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环节上？

　　和讯网：访谈过程中我们持续提到，在中国股市中要看大势中赚大钱，在中国要读懂中国的政治，也要读懂中国的政策。从相关数据的统计、计算上，如果上调印花税，这个预算会存在一定的难度，从数据角度来讲，给大家调低印花税以一定的数据支撑，我也问了相关朋友，预算是预算，但要真正改的话，需要核实一下，短期内存在一定的问题。今天的访谈中，我和方老师更多谈了话题类的东西，包括政策面什么，当盘面机会衰减的时候，我们要提示给大家的是，要深层次想一些股市更多的东西，刚才方老师，我们提到这些问题，在这几周市场里头，大家都关心市场再融资问题，再融资对近期市场的冲击力和杀伤力比较大，从再融资问题可以看出市场的思维现象。从近期大的角度来讲，再融资对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环节上？

　　方泉：主要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把不确定的市场进行不确定判断，找出确定的理由，再融资最大的理由是不确定性。去年IPO是6800亿，今年的IPO可能也6800亿上下，今年我们算出大小非减持是3.2万亿，无法算出的是上市公司再融资是多少？一个平安保险1500亿，减掉1200亿，这使我们觉得，在市场供求关系中，可以确定出的供求关系中，还有一个巨大的变数就是企业融资，尤其在企业进入胶着状态、低迷状态的时候，再融资杀伤力是最大的，大于其它因素的，杀伤力大的原因也是刚才我强调的，是我们无法预计的。罗斯福在美国经济大危机时说过一句话，最大的恐惧是来自对恐惧的恐惧。不可知的恐惧是最大的。再融资的问题，尽管证监会发言人谈过再融资问题，看到市场时机，投资者承受能力和企业自身需要，尽管政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对再融资要限制，但具体到用法规，用行政手段限制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再融资问题，在这个时期，尤其是一些大市值股票大规模为了自身利益再融资，这个对市场的杀伤力，至少阶段性是最大的。

　　和讯网：2008年3月份，我们看到预披露上市公司融资额度接近3000亿，存在非常大的变数，就像一股暗流一样，袭击股票市场。方老师，您刚才提到管理层，从证监会角度来讲，从方式方法来发表自己的言论，他可以掌握这部分话语权，从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中小散户，大家对再融资的事情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我们谈一下平安和浦发，因为平安刚刚通过，浦发也会在19日上股东会表决，因为浦发这个事情在平安带队之下形成市场叠加效应。您认为平安保险再融资，这种话语权，大家似乎都看到了90%多的通过率，这种话语权体现了什么？

大市值股票再融资考验大股东携手全体股东共同发展公司的眼光、胸怀、道德境界

　　方泉：目前多数大市值股票，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极强，尽管平安第十五个股东都是关联公司，当时一块钱买入的时候，都和第一大股东马明哲代表的股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联系大家可以网上查一些资料，甚至这个联系不是简单的经济联系。在再融资方面，平安掌握话语权的70%的股份都是联系者，都是第一共同体，还有诺安、大成基金等大一点流通股东的代表在这个群体中也是弱势群体。这个股权结构至少能够使得大股东控制再融资的事情。

　　和讯网：因为毕竟是同股同权的时代。

　　方泉：法律上是这样，平安也是这样。浦发和准备再融资的，尤其金融股、地产股，都是再融资驱动力很强的股票，对这些企业来讲钱越多越好，不管牛市还是熊市，只要钱多就可以做大做强，钱少市场份额就小。看这些大市值股票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控制力多数都是绝对的，既然是绝对的控制力，融资走法律程序上应该不存在障碍，所以，再融资考验的主要是大股东对公司真正长远发展的态度和考验大股东是否把小股东当成共同利益群体，共同发展公司的眼光、胸怀、道德境界。

　　和讯网：这也是对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大股东长远的考验。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更感觉到一种话语权的失落。尤其看到整个基金，19号浦发银行(600000行情,股吧)的再融资里头，前十大股东控股大概44.7%，前十大流通股股东里，基金也占了很多席位，100多家基金拿了30%的筹码，拥有话语权。这种结构下，浦发方案出来之后，几天抛售很多，基金主动放弃话语权，显示了他什么样的想法？

　　方泉：因为他相对大股东是弱势群体，通过合法手段不能把自己的意愿让控股股东认可，既然不是大股东就像散户一样，就玩不起就不玩。客观地看，包括浦发在内，还要认真考量这个公司全体股东参与讨论，到底股东对公司现实需求是多少。如果公司确实需要这笔资金，比如我说200亿、几十亿，只要这个钱出来，大家对共同利益，可以看到将来的好处。关键在于形成一窝蜂的时候，其实是不顾企业自身资金需求的不圈白不圈的对投资者的伤害。他们只能说我惹不起还躲得起。

目前还没有看到“再融资门”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

　　和讯网：在后期大家还会看到更多的再融资事件对行情的影响，而且在近期大家还要关注对市场盘面有影响的因素。

　　方泉：银行利率这么低，为什么不到银行贷款发展自己，非要到股市筹钱，按股东利益角度来讲，应该多样化融资，可以用借贷的方式进行融资。维护好企业的形象是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前提。可能我们股权文化和西方国家比也有问题，发展不是需要大量资金就可以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需要自身有良性循环的能力，干嘛要